以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撤县建市作为深圳的出生日期，深圳不过只有42年历史。而早在3年前，深圳的GDP就已超过香港；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081件，连续17年居国内城市之首，总量超过英国、韩国、新加坡。深圳以其“特立独行”的发展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需求导向、民间创新的可能性与有效性。究竟怎样的“深圳功夫”才创造出如此的“深圳奇迹”？深圳用了40年从一个小渔村转变成为国际知名的创新之都，在中外创新史上都堪称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背后的原因和深圳创新的路径方法却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主流的创新理论家们总是用“成果转化”的套路来说深圳的事儿。所谓“成果转化”模式是美国硅谷套路的中国变种：国家把创新资源投入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弄出一些以专利等知识产权为表现形式的成果，然后通过向产业推销技术实现技术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当然，理论家们总会加上政府高瞻远瞩、科学规划之类的说辞，因此成果转化的解读方式很容易被各级政府接受，但这不是深圳创新模式的真相。中国的创新模式一直存在不同的门派，“成果转化”派应该是创新领域的武当、少林，很长时间里中国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的逻辑框架基本上源于成果转化。深圳一开始就避开了成果转化的模式，因为深圳既不是权力中心也不是科技资源的中心，当初中央给深圳的定位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并不曾奢望深圳成为一个创新的城市。然而深圳正是在实现改革开放两大目标的过程中锻造出了不一样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80年代初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改革开放在这些区域率先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深圳无疑是推行改革开放最为系统的特区，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开放使得市场化的进程贯穿于深圳40年发展的全过程，深圳创新的基因隐藏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市场化进程能够成为深圳创新的主导因素，关键在于中国创新实践的特殊背景。发达国家是在既有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开展创新，他们只需要把技术本身做好了，市场经济体系会很顺畅地帮助企业完成商业化的过程。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开展创新的实践，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因素要比技术实现本身重要得多。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早期的工作集中在通过改革去构建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把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转向市场主导，包括鼓励兴办私营企业、引进外资、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证券交易所等等，这些看似与创新没有直接关联的动作，却为深圳后来走向创新之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市场化的进程对人的解放。计划经济年代，人的能动性被束缚在各种条条框框中，就像当时的广播体操呈现的图景，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仅仅在第八节跳跃运动时能看到某些有能量的人比其他人蹦得高那么几公分。深圳的市场化进程给那些高能级的人提供了发挥的机会，那些能在第八节跳跃运动中比别人蹦得高的人选择到了深圳。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市场化程度高于深圳却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创新活动。香港人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生存，深圳是一帮在计划经济年代憋坏了的人在那儿折腾，当这帮人了解到科技能为他们赋能的诀窍之后，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从1912年熊彼得第一次定义创新到今天，国际范围内都确认创新讨论的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这样一个简单的认知直到今天在中国仍然被大多数人无视。长期以来，人们将科研当作最高级的创新，甚至将科研等同于创新，这种认知对中国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和评价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结果是来自于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统的专家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中国所谓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对创新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深圳在市场化的进程当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深圳不存在一个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科研系统，这使得它的选择变得比较简单，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都围绕市场主体进行，企业很自然地成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科研成为创新的一个配合的环节而不是支配的环节。深圳成功的技术公司大都不是怀揣一个成果转化的梦想去做一个公司，都是先要做一个适合市场的产品能够卖出钱来让企业生存下去为优先目标，然后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技术来不断提升产品的性能和品质，深圳关于创新的4个90%（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实际上反映的是它按照经济规律组织创新的事实。可以说深圳创新秘诀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这使得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出现了极大的改善。在科研主导的创新模式中，技术实现被当成终极目的，大牌的专家、高级的技术、昂贵的装备变成了创新的标配。当创新回归经济活动层面之后，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圳人的技术观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被当成工具，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工具。合适的技术（与企业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管理架构、人才配置相适应）的技术是好技术，企业家的能力体现在发现、鉴别合适的技术。当年王传福创业时候的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中国做制造必须利用人口红利来降低制造成本，这成为比亚迪创新模式的基本逻辑。按照这个模型，王传福在电池制造产线中能不用机器的地方尽量用人工，为了适应大量人工环节，他在电池材料环节加大研发投入来保证产品的质量，比亚迪用这种方式打败了跨国公司。某一年，外地的一位领导参观完比亚迪，看到简陋的生产线和大量的打工仔、打工妹，很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血汗工厂吗，哪里有高科技。而这正是深圳不一样的地方，按照经济规律组织创新。
